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夫子的取舍（3 / 8）

不继富”（《论语?雍也》）—— 资助孔子周游列国，帮助贫困弟子；三是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学而》）—— 虽 “家累千金” 却保持谦逊。而对冉有 “为季氏聚敛”，孔子则怒斥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因冉有的 “利” 违背三重义：过度征税违背 “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的古制；助纣为虐违背 “季氏旅于泰山” 的僭越批判；损害民生违背 “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的主张。可见儒家反对的不是利本身，而是 “见利忘义” 的失衡。

“义利之辨” 的现代转化与跨文明呼应，展现其普遍价值。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市场机制的同时，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 “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这种对 “道德约束市场” 的认知与孔子 “见利思义” 相通。当代企业家 “取之有道，用之有节” 的实践更显其生命力：曹德旺创办福耀玻璃 “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可求），同时 “累计捐款超 160 亿元” 用于教育与扶贫（从义），提出 “企业家若没有责任感，充其量是富豪”；比尔?盖茨 “通过微软创新获利”（可求），又 “捐出全部财产致力于全球健康”（从义），证明财富与责任可并行不悖，这种实践正是对 “义利之辨” 的现代诠释。

四、孔子的财富实践：言行一致的生活哲学

孔子对 “可求之富” 的接纳与享用，体现在生活细节的自然流露中，既不刻意苦行也不奢靡浪费。《论语?乡党》记载他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稻米舂得不够精就不食，鱼肉切得不够细就不食，这种对饮食品质的追求需一定财富支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祭祀用的肉超过三天就不食用，注重健康与礼仪的平衡。他任鲁国大司寇时 “奉粟六万”（《史记?孔子世家》）—— 据清代学者崔述考证，六万粟约合今

斤，相当于当时大夫的标准俸禄，孔子坦然接受，因这是 “行道” 的物质基础，正如《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推行德政需要稳定的物质保障。

孔子对 “不可求之富” 的拒绝与警惕，彰显原则底线与人格独立。《论语?阳货》记载阳货 “馈孔子豚”—— 阳货是把持鲁国政权的乱臣，其馈赠带有政治拉拢意图，孔子 “时其亡也，而往拜之”—— 趁阳货外出时回访，既不失礼又保持距离；《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齐景公 “欲以尼谿田封孔子”—— 给予封地意味着依附齐国，因晏婴反对 “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 而作罢，孔子 “遂行，反乎鲁”，不贪恋封地之富。这种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的坚守，使其在贫富贵贱中保持人格完整，正如《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被财富绑架意志。

孔子 “从吾所好” 的实践，超越物质局限，展现精神富足的强大力量。周游列国时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却仍 “讲诵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用礼乐精神凝聚弟子；在卫国匡地被围困 “拘焉五日”，仍向弟子阐释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以文化自信化解危机。晚年返鲁后 “删《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将 “所好” 转化为系统的文化工程：《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史明义；《周易》“韦编三绝”，探索宇宙人生之道。这种 “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状态，证明精神追求能带来超越财富的满足感，正如《周易?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

四、历史回响：义利之辨的传承谱系与时代演绎

孟子对 “义利” 的发展，提出 “先义后利” 的系统主张，强化义的优先性。《孟子?梁惠王上》“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看似否定利，实则反对 “上下交征利” 的恶性循环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