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夫子的取舍（4 / 8）

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认为先利后义会导致道德崩坏。他认可 “可求之富” 的合理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主张通过农业生产实现财富增长；同时强调 “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将孔子的义利观系统化、绝对化，形成 “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的价值排序。

荀子以 “礼义” 规范财富分配，构建 “义利两有” 的现实路径。《荀子?荣辱》“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明确义利先后的荣辱标准；《荀子?富国》“足国之道，节用而裕民，而善臧其余”，主张通过 “强本而节用”（发展农业、节约开支）实现国家与民众的财富增长。他在《正名》中区分 “正利” 与 “邪利”：“正义而为谓之行，匿行而利谓之污”，符合礼义的行为即使获利也是正当，隐匿行为追求利益则是污浊。荀子本人 “三为祭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稷下学宫享受 “列大夫” 待遇，坦然接受正当俸禄，同时 “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将财富用于学术研究，实践了 “义利两有” 的主张。

汉代董仲舒的 “正其谊不谋其利”，将义利对立推向极致，强化义的神圣性。《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他对策时提出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主张追求道义而非利益，阐明大道而非功利，这种思想服务于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政治需求 —— 通过强化义的优先性，维护大一统秩序。董仲舒任江都相时 “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史记?儒林列传》），拒绝以方术邀宠获利，实践了 “从吾所好”；他 “居家着书，有客来谒，辄称病不见”（《汉书?董仲舒传》），不通过社交获取财富，保持学术独立，其义利观虽有矫枉过正，却巩固了 “义为利本” 的儒家传统。

宋代朱熹的 “义利之辨”，融合理学思想，构建 “天理” 框架下的财富观。他在《论语集注》中注解 “富而可求” 时说：“富若可求，则虽贱役亦为之；若不可求，则亦无所愧悔，而乐吾所好也。” 强调 “可求” 的核心在 “理”—— 符合天理的富可求，违背天理的富不可求，“天理” 即 “仁义礼智信” 的道德法则。朱熹本人 “布衣蔬食，与诸生讲学”（《宋史?朱熹传》），任焕章阁待制时 “俸给皆以养亲及周族党”（《朱文公文集》），将俸禄用于赡养亲人、周济族人；创办白鹿洞书院时 “请赐九经，复访得书院故址，奏复之”（《宋史?朱熹传》），将 “所好” 的教育事业置于财富之上，其 “存天理，灭人欲” 的主张在财富观上表现为 “寡欲” 而非 “无欲”—— 合理的物质需求是天理，过度的财富追求是人欲。

明代王阳明以 “心学” 诠释义利，回归 “良知” 本体的直觉判断。他认为 “心即理”，“义利之分，只在一念之间”（《传习录》），“可求之富” 是 “良知” 认可的利 ——“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的自然判断；“不可求” 是良知排斥的利 —— 违背本心的贪婪。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后，正德皇帝 “赐玺书金币”，他 “固辞，乞归省”（《明史?王守仁传》），拒绝过度封赏；在赣州推行 “十家牌法” 时 “身率以俭，与士民共甘苦”（《王阳明年谱》），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在龙场驿 “凿石椁以居”，却 “悟格物致知之旨”，证明 “从吾所好” 能在极端贫困中实现精神富足，其义利观强调 “知行合一”—— 知道义利之分，更要在行动中践行。

五、历史人物的财富抉择：义利平衡的生动实践

范蠡的 “三聚三散”，完美演绎 “富而可求，从吾所好” 的财富智慧与人生境界。他助勾践灭吴后 “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拒绝越国 “分国而王之” 的封赏，因 “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深知功高震主的危险，选择 “可求” 的商业致富；在齐国 “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积累 “数十万” 资产，被齐王任为相，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