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夫子的取舍（2 / 8）

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史记?孔子世家》），见南子可能带来政治利益（如获得卫国重用），但因南子 “通于宋朝”（《左传?定公十四年》）的秽行，孔子虽礼节性见之却 “子路不说”，事后发誓 “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可见 “不可求” 的底线不可突破 —— 财富诱惑再大，也不能违背基本伦理。

二、如不可求：坚守的底气与智慧

“如不可求” 的 “不可求”，特指不符合道义的财富，即《论语?里仁》“放于利而行，多怨” 的 “利”—— 通过欺诈（如商人 “以次充好”）、掠夺（如官吏 “横征暴敛”）、谄媚（如近臣 “邀宠固位”）等手段获得的财富。孔子认为，对这类财富应坚决拒绝，正如《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不义之富会腐蚀人格，比贫困更可怕。《论语?阳货》记载的阳货馈豚事件极具代表性：阳货是鲁国权臣，“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其财富来源不正，孔子 “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既不失礼又不结交，巧妙避开不义之财的诱惑。

“从吾所好” 的 “好”，是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实现。《说文解字》“好，美也”，在孔子语境中特指 “道” 的践行 ——“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所好” 包括 “学而不厌” 的求知（《论语?述而》）、“诲人不倦” 的教学（《论语?述而》）、“克己复礼” 的修身（《论语?颜渊》）。颜渊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正是 “从吾所好” 的典范，其 “乐” 源于对 “道” 的追求，而非物质满足。这种 “好” 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论语?先进》记载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师生二人因 “所好” 相同而产生深度共鸣。

“不可求” 时的坚守，需强大的内心支撑与精神储备。孔子周游列国时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论语?卫灵公》），子路愠怒质疑：“君子亦有穷乎？” 孔子却 “讲诵弦歌不衰”，这种 “穷而不滥” 的底气来自三重支撑：对 “道” 的信念（“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对历史的认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对自身的期许（“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礼记?儒行》记载儒者 “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正是这种坚守的写照，孔子在 “斥乎齐，逐乎宋卫” 的困境中，始终保持 “君子固穷” 的尊严，证明精神力量能超越物质匮乏。

“从吾所好” 不是消极避世，而是积极的价值创造与传承。孔子 “退而修《诗》《书》，定《礼》《乐》”（《史记?孔子世家》），将 “所好” 转化为文化工程：整理《诗经》删去重复篇目，保留 “思无邪” 的 305 篇；修订《礼记》规范 “冠婚丧祭” 之礼，使其 “可达于王道”；编纂《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史载道。这种 “所好” 虽无财富回报，却产生了比财富更持久的影响 —— 正如《论语?学而》“德不孤，必有邻”，子夏 “在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子贡 “存鲁乱齐”，弟子们将 “所好” 发扬光大，形成超越物质的价值共同体。

三、义利之辨：儒家财富观的核心架构

“富而可求” 与 “如不可求” 的背后，是 “义利之辨” 的永恒命题与动态平衡。孔子的态度既非墨家 “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的功利主义 —— 墨家 “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将利作为核心驱动力；也非道家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第十九章》）的虚无主义 —— 道家认为利是社会混乱的根源；而是 “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中庸之道 —— 承认利的合理性，更强调义的优先性，正如《周易?乾卦》“利者，义之和也”，正当利益是道义调和的自然结果。

“义” 对 “利” 的约束与引导，体现在具体情境的细致考量中。《论语?子罕》记载子贡 “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不反对其经商，因子贡的 “利” 符合三重义：一是 “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获利同时 “存鲁乱齐”，以商业手段实现政治目的；二是 “君子周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