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章 束修之外：教育的温度（4 / 6）

冉有 “退而省其私” 而说 “闻斯行之”（《论语?先进》），因材施教；对 “仁远乎哉” 的疑问，回应 “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激发内在自觉；对 “孝” 的理解，引导子夏 “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深入本质。这种方法让学生主动思考，而非被动接受，正如《周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教育的真谛是学生主动求索与教师恰当引导的完美结合。

孔子的教育成果，是 “桃李满天下” 的延续。“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他们分散各地 “传道授业”：子夏在西河讲学，“文侯师事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培养出李悝、吴起等变法名臣；子贡 “存鲁乱齐”，以 “言语” 之才践行 “和为贵” 的理念；冉有 “为季氏宰”，展现 “政事” 才能，“赋粟倍他日” 却遭孔子批评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可见教诲严格；曾参 “传孔子之道”，着《大学》提出 “三纲领八条目”，成为儒家经典。这些弟子如种子般将教育的火种散播，使 “有教无类” 从理念变为改变社会的力量。

五、历史回响：有教无类的千年传承

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将 “有教无类” 推向制度化。齐宣王 “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学者来自各国，邹衍是齐人，淳于髡是齐之赘婿，慎到是赵人，环渊是楚人，无论出身国别，皆可 “不治而议论”。学宫 “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提供免费食宿，让学者专注学术。这种开放包容，使稷下学宫成为 “百家争鸣” 的摇篮，荀子 “三为祭酒” 在此讲学，其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的观点，正是 “有教无类” 结出的硕果。

汉代的太学，首次将 “有教无类” 纳入官方教育体系。汉武帝 “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规定 “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汉书?儒林传》）。平民子弟只要 “好文学、敬长上”，便可进入太学，学费由政府承担，学成后按成绩授官。如匡衡 “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西京杂记》），通过太学 “射策甲科”，最终官至丞相，成为 “有教无类” 的生动例证。这种制度设计，让教育公平从私人讲学走向国家治理。

唐代的科举制度，以 “考试选才” 深化 “有教无类”。“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 的谚语，道出科举对寒门子弟的吸引力 —— 无论出身 “士农工商”，只要通过考试，就能进入仕途。王维 “九岁知属辞，十五游学长安，开元十九年进士擢第”（《旧唐书?王维传》），出身普通官僚家庭；张九龄 “幼聪敏，善属文，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旧唐书?张九龄传》），来自岭南寒门；韩愈 “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旧唐书?韩愈传》），孤儿出身仍中进士。科举虽有 “行卷”“荐举” 等弊端，却使 “教育公平” 从理念走向制度，正如《新唐书?选举志》所言 “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这种 “贵” 不是出身的贵，而是才能的贵。

宋代的书院教育，是 “有教无类” 的民间高峰。白鹿洞书院 “洞主” 朱熹制定学规：“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白鹿洞书院揭示》）对 “贫不能自存者，皆给之”（《宋史?朱熹传》）；岳麓书院 “教养学生，务令随材成就”，“虽里巷之人，亦得听讲”（《宋史?道学传》）。陆九渊在象山书院讲学，“每开讲席，学者辐辏，户外屦满，耆老扶杖观听”（《宋史?陆九渊传》），有一次他讲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听讲者 “莫不感动至泣”，这种盛况正是 “有教无类” 的吸引力 —— 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