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3章 立人达人：仁道的实践路径（5 / 7）

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既 “平治百姓”（立人），又 “保障一方安宁”（达人），最终在 “蒯聩之乱” 中 “结缨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以生命践行 “食其食者不避其难” 的仁道。

冉有以 “政事达人” 展现仁道。他为季氏宰时，“赋粟千钟”（《论语?先进》），却反对季氏 “旅于泰山” 的僭越行为，《论语?八佾》记载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在齐鲁 “夹谷之会” 中，协助孔子挫败齐国的阴谋，“齐侯将享公，孔子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左传?定公十年》），“归而增其赋”，将增加的赋税用于改善民生，修建水利、开垦荒地。冉有的 “达人”，通过政治实践推动制度变革，比单纯的物质施惠更具长远效果，体现了 “立人达人” 的制度性价值。

六、历史长河中的仁道演进

战国时期的孟子，将 “立人达人” 发展为 “仁政” 思想。他对齐宣王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将家庭中的 “能近取譬” 扩展至国家治理；提出 “制民之产”，确保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滕文公上》“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使 “立人” 有了物质基础；主张 “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通过制度设计实现 “达人”。孟子的贡献，在于将 “仁” 从个人德性升华为治国理念，认为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

汉代的董仲舒，以 “天人感应” 诠释 “立人达人”。他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说 “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强调 “爱人” 的主动性；提出 “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汉书?食货志》记载 “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通过限制土地兼并践行 “达人”。他还提出 “三纲五常”，以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规范人际关系，以 “仁、义、礼、智、信” 作为 “立人达人” 的道德准则，使 “仁” 与封建制度结合，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石。

唐代的白居易，以 “文章达人” 践行仁道。他提出 “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创作《秦中吟》《新乐府》等讽喻诗，《秦中吟?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揭露权贵的奢靡与百姓的苦难；在杭州刺史任上，“筑堤扞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新唐书?白居易传》），这条堤后来被称为 “白公堤”，既以文章唤醒世人（达人），又以政绩造福百姓（立人），展现了 “立人达人” 的文化路径。他在《策林》中提出 “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 的社会问题，主张 “平均其地，均其食”，将 “立人达人” 的思想融入具体的社会改革方案。

宋代的范仲淹，以 “忧乐达人” 诠释仁道。他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任参知政事时推行 “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改革官员考核制度，抑制恩荫特权，完善科举取士，试图通过改革实现 “立人”；在地方为官时，“兴学校、修水利”，如 “泰州西溪盐仓监时，筑海堤数百里，后人称为‘范公堤’”，保护沿海百姓免受潮灾；知苏州时，“浚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