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变革之道，臻于至善（5 / 7）

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仁” 的实践体现在 “爱人”，孔子在回答子贡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时，说 “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 “推己及人” 的仁爱，超越了齐鲁界限，成为 “道” 的核心。

“道” 的载体是 “礼”，但需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齐国的晏婴居 “近市” 的陋巷，“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却在祭祀时 “礼成于前”，祭品虽简，心意却诚，体现礼的本质；鲁国的颜回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正是对 “道” 的坚守超越物质形式的例证。

孔子评价子夏 “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强调礼的精神而非形式。有一次，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他重视的不是羊本身，而是礼所承载的敬畏之心。

“道” 的实现需 “和而不同”。齐国的稷下学宫汇聚百家，儒、墨、道、法同台辩论，却能 “各尽其长”。淳于髡善辩，以 “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难孟子，孟子答 “礼也”，淳于髡又问 “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孟子曰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展现了不同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鲁国的孔子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不固执己见，问礼于老子，学琴于师襄，“子入太庙，每事问”，展现开放的 “道”。这种包容性，使 “道” 避免僵化，保持活力。

“道” 的终极目标是 “大同”。《礼记?礼运》描绘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理想社会，正是齐国的富民与鲁国的礼乐共同指向的 “道”。

历史上，凡接近 “道” 的时代，必是齐鲁之长融合的时代。文景之治，既 “与民休息”（齐之务实），文帝 “除田之租税”，景帝 “令田半租”，又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鲁之教化），终成 “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的局面；贞观之治，既 “轻徭薄赋”（齐），“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又 “制礼作乐”（鲁），编订《贞观礼》《贞观律》，实现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的治世。这些例证，印证了 “齐变至鲁，鲁变至道” 的可行性。

五、历史镜鉴：变革中的 “道” 之追寻

秦统一六国，以法家思想治国，“焚书坑儒”，弃齐鲁之所长，虽短期强盛，却二世而亡，印证了 “不遵循道，虽强必亡” 的道理。秦始皇 “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徭役繁重，“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终致 “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汉初吸取秦亡教训，“汉承秦制，有所损益”，既用郡县制（齐之务实），又尊儒学（鲁之礼乐），逐步实现 “齐变至鲁” 的转型。高祖刘邦初不喜儒，陆生说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刘邦乃令陆生 “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作《新语》，主张 “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开启汉初儒道融合之风。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 “天人三策” 推动 “鲁变至道” 的进程。他提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以儒学统一思想；又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招收弟子五十人，后增至数千人，培养儒家人才，使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