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义利之辨：千年哲思的时代回响（3 / 6）

机构为获取高额利润，设计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最终引发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一些投资银行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打包成证券出售，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刻意隐瞒风险，误导投资者。当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大量次级贷款违约，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无数企业倒闭，大量人员失业。这些现象反映出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的弊端，凸显了市场经济中义利冲突的严峻性。

中国企业在 “走出去” 过程中，也曾面临义利抉择。某中资企业在非洲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时，起初因忽视当地劳工权益保障，引发当地民众不满。企业为了赶工期、降低成本，安排当地工人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且工资待遇较低，还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这一做法引起了当地工会和民众的强烈抗议，项目推进受阻。企业及时调整策略，增加当地员工培训，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并投资建设学校、医院等民生工程。通过这些举措，企业不仅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信任，也为企业树立了良好形象，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展现了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重要性。

（二）职场伦理的重构实践

日本稻盛和夫创立的 “阿米巴经营模式”，将 “敬天爱人” 的哲学理念融入企业管理。每个阿米巴小组都是独立核算的经营单元，但成员以 “忠” 于集体目标的责任感自主经营。当不同小组在资源分配上出现分歧时，通过协商与换位思考达成共识。例如，在京瓷公司，当两个阿米巴小组对某项原材料的分配产生争议时，他们不会单纯从自身利益出发争夺资源，而是共同分析生产需求和整体利益，以寻求最优解决方案。

这种模式使京瓷在多次经济危机中保持稳健发展，其 “利他” 的经营哲学，与儒家 “君子成人之美” 的义利观不谋而合。稻盛和夫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不仅是追求利润，更要为员工、客户和社会创造价值，这种理念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海尔集团推行的 “人单合一” 模式，鼓励员工将个人目标与用户需求紧密结合。当用户反馈冰箱门封条密封性不佳时，研发团队迅速响应，不仅在 48 小时内推出改进方案，还主动回访用户，确保问题彻底解决。此外，海尔内部倡导 “容错文化”，对于创新过程中的失败给予宽容，以 “恕” 道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在海尔的 “人单合一” 模式下，员工不再是被动的执行者，而是主动的创业者，他们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导向，积极创新，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为企业创造了更大的利益。这种将用户利益置于首位的做法，体现了新时代的义利平衡，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优势。

四、跨文化视角下的义利之辨

（一）西方伦理的义利探索

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强调 “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认为道德行为应基于纯粹的义务，而非功利考量。这种思想与儒家 “君子喻于义” 在强调行为的道德自主性上存在相通之处。康德认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它所产生的结果，而在于行为者的动机是否符合道德法则。例如，帮助他人不应是为了获得回报或赞誉，而应是出于对道德义务的尊重。

然而，西方功利主义学派主张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准则，这与儒家 “义以为上” 的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功利主义者认为，只要某个行为能够带来总体利益的最大化，即使它可能违背某些个体的权利或道德原则，也是正当的。例如，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功利主义者可能会支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换取多数人的幸福，这与儒家强调的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追求义利和谐的思想有所不同。

在企业管理领域，西方 “利益相关者理论” 主张企业应兼顾股东、员工、消费者、社区等多方利益，这与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 的思想不谋而合。例如，美国的巴塔哥尼亚公司将环境保护作为企业的核心使命，不仅推出可回收的户外服装，还将部分利润捐赠给环保组织。该公司认为，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还要对环境和社会负责，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体现了超越单纯经济利益的价值追求。

（二）宗教文化中的义利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