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 行不由径：澹台灭明的君子足迹（4 / 7）

也会沦为形式。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战国时期各国变法，虽然制度设计精良，但如果执行者贪腐无能，变法最终也会失败，如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都因缺乏足够的贤才支持而难以持久。

孔子的 “得人” 之问，还体现了他对 “人才标准” 的引导。当他听到子游介绍澹台灭明的 “行不由径” 和 “非公事不至” 时，实际上是在肯定这种品格是 “贤才” 应有的标准。这种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子游和其他弟子的人才观，引导他们在选拔人才时注重内在品格而非外在条件。

从更广泛的意义看，孔子的 “得人” 之问揭示了人类社会治理的一个永恒命题：任何制度都离不开人的执行，而人的品质决定了制度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我们虽然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但 “得人” 依然至关重要。一个国家或组织，如果充斥着投机取巧、公私不分的人，再好的制度也会被架空；反之，如果有更多像澹台灭明这样坚守原则的人，即使制度不够完善，也能通过人的良知和操守弥补其不足。

七、历史中的 “行不由径” 者：坚守正道的群像

澹台灭明的 “行不由径” 并非孤例，在中国历史上，无数君子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对 “正路” 的坚守。他们或许身处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但都在面临捷径诱惑时选择了正道，用行动书写了 “行不由径” 的生动注脚。

伯夷、叔齐的 “不食周粟”：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为了坚守 “君臣之义”，反对周武王以臣伐君，在商朝灭亡后 “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最终饿死。他们的行为在今天看来可能过于迂腐，但在当时却体现了对自己认定的 “正路” 的绝对坚守，正如《史记?伯夷列传》所说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他们用生命诠释了 “行不由径” 的极端形式 —— 宁肯牺牲生命，也不违背自己的原则。

杨震的 “四知拒金”：东汉名臣杨震在担任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曾被他举荐的昌邑县令王密深夜送黄金给他，说 “暮夜无知者”。杨震回答：“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坚决拒绝了这笔馈赠。杨震的 “四知拒金”，与澹台灭明的 “非公事不至”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坚守原则，拒绝不正当的利益。他的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强调了 “慎独” 的重要性 —— 即使在私下场合，也要像在公共场合一样严格要求自己，不做违背道义的事。这种坚守，让他成为后世 “清正廉洁” 的典范，“关西孔子杨伯起” 的美誉绝非虚传。

陶渊明的 “不为五斗米折腰”：东晋诗人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不愿为了微薄的俸禄向督邮谄媚行贿，毅然挂印而去，留下 “不为五斗米折腰” 的千古佳话。对他而言，“五斗米” 就是仕途上的 “径”，虽然能让他安稳度日，却需要牺牲人格尊严；而归隐田园虽然清贫，却是符合自己本心的 “正路”。他在《归去来兮辞》中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的感慨，正是对 “行不由径” 的生动诠释 —— 认识到走 “径” 的错误后，及时回归 “正路”。

范仲淹的 “先忧后乐”：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坚守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信念，在仕途上多次因直言进谏而被贬，却始终不改其志。他在《灵乌赋》中以灵乌自喻，表明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的态度，拒绝为了仕途平顺而沉默寡言、阿谀奉承。对他而言，迎合权贵、明哲保身就是政治上的 “径”，而坚守原则、为民发声才是 “正路”。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断拒绝 “径” 的诱惑，坚定地走在 “正路” 上。

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虽然时代不同、领域各异，但都体现了 “行不由径” 的核心精神：坚守原则，拒绝不正当的捷径，即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他们的存在，让 “行不由径” 从一个具体的行为规范，升华为一种跨越时代的君子品格。

八、“行不由径” 的反面：历史上的 “由径” 之鉴

有坚守 “正路” 的君子，就有贪图 “捷径” 的小人。历史上那些 “行由径” 者，虽然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利益，却往往在长远中身败名裂，他们的教训从反面印证了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