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求仁得仁：夫子的抉择（2 / 5）

载 “蒯聩之入卫也，载其首而归”—— 后来蒯聩攻入帝丘时，竟将辄的党羽公孙弥牟的首级载于车中示众，亲情早已被权力吞噬。孔子曾说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卫国的 “萧墙之祸” 印证了他的预见：当宗法制度失去 “仁” 的内核，礼便成了空壳，最终必然崩塌。

二、子贡问仁：迂回中的智慧锋芒

子贡选择以 “伯夷、叔齐” 设问，像一位老练的工匠，用最温润的玉石打磨最锋利的刀刃。他深知直接问 “夫子是否支持卫君” 会陷入两难：若夫子肯定，则违背 “孝”；若否定，则可能得罪卫君。这种迂回战术，与《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的方法一脉相承 —— 通过类比彰显是非，让答案自现。

子贡的智慧并非偶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他 “利口巧辞”，曾代表鲁国出使齐国，“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靠的正是这种 “以迂为直” 的辩才。此刻他选择伯夷、叔齐，因这二人的故事在春秋时期是公认的 “道德标杆”，《诗经?小雅?采薇》便暗咏其 “不食周粟” 之事，连山野村夫都能道出梗概。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临终前指定叔齐继位。《史记?伯夷列传》记载：“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 二人逃离时带走的只有一箪一瓢，在首阳山采薇为生。周武王伐纣时，他们 “扣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史记?伯夷列传》）武王灭商后，他们 “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终饿死在山中。他们的 “让” 与卫君的 “争” 形成伦理两极：一个为道义放弃权位，一个为权位背弃亲情。

“怨乎？” 子贡的提问像探骊得珠，直击行为的动机与结果。他想知道：伯夷、叔齐付出饿死的代价，是否后悔？若有怨，则其行为的价值存疑；若无怨，则证明 “仁” 的价值超越生死。孔子的回答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将行为的意义锚定在 “求仁” 的过程 —— 他们追求的是 “让国” 的仁，最终实现了这一价值，故无怨无悔。

子贡退出驿馆时，北风更紧了，他对冉有说：“夫子不为也。” 这个判断包含三层推理：伯夷、叔齐因 “让” 被称为贤人，卫君因 “争” 违背仁；夫子肯定前者，故必否定后者；“不为” 不是弃权，而是坚守仁的底线。这种 “闻一知二” 的洞察力，让冉有想起子贡曾说 “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子张》），此刻他才窥见这 “墙内” 的一角风光。

三、求仁得仁：孔子的伦理标尺

“求仁而得仁” 的 “求” 是主动追寻，“得” 是价值实现，二者构成完整的伦理闭环。在孔子看来，道德价值不取决于结果是否 “有利”，而取决于动机是否 “合仁”。伯夷、叔齐的 “求” 是 “让国”，符合 “孝悌” 之仁；他们的 “得” 不是君位，而是 “仁” 的实现，故 “又何怨”。这种 “动机论” 的伦理观，与《论语?颜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的主张一致 —— 仁的实现全在自身选择，与外在评价无关。

“仁”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最高道德准则，像一棵大树，“孝悌” 是根，“爱人” 是干，“礼敬” 是叶。针对卫国局势，“仁” 具体表现为 “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卫君辄拒父归国，违背 “孝”；蒯聩以武力争位，违背 “礼”；双方都脱离了 “仁” 的根基，故孔子 “不为也”。

对比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更可见 “求仁得仁” 的灵活性。管仲辅佐公子纠失败后，转而辅佐齐桓公，按 “忠臣不事二主” 的标准是 “不仁”。但孔子却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因管仲的 “求” 是 “安民”，符合 “爱人” 之仁，故虽有瑕疵仍被肯定。这说明孔子的 “仁” 不是僵化教条，而是看核心动机是否合于 “爱人利众”。

“求仁得仁” 对后世的伦理选择影响深远。孟子将其发展为 “舍生取义”：“生，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