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 述古非泥古：传承的智慧（4 / 7）

阳”，明明是晋文公召周天子，却记为 “狩猎”，暗含 “为尊者讳” 的春秋笔法。司马迁评价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这种 “述史明义” 的方式，使《春秋》成为 “礼义之大宗”，实现了 “述” 与 “作” 的完美统一。

四、六经之述：孔子的传承实践

孔子对《诗经》的删订，是 “述而不作” 的典范。他从三千余篇古诗中 “取可施于礼义” 者，按 “风、雅、颂” 分类，“风” 是各地民歌，反映民情；“雅” 是朝廷乐歌，体现政教；“颂” 是宗庙祭祀之歌，关乎信仰。他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通过筛选与诠释，使《诗经》从民谣集成为 “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的教化经典。

对《尚书》的整理，展现了 “信而好古” 的实践。孔子 “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将上古至春秋的文献按时间排序，删除重复，保留 “典、谟、训、诰、誓、命” 等文体，使 “唐虞三代之治” 的理想通过典籍得以传承。他特别重视《尚书》中的 “德治” 思想，如《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皋陶谟》“允迪厥德，谟明弼谐”，通过阐释这些思想，构建儒家的政治理念。

《礼记》的编订，体现了 “述” 中含 “作” 的智慧。孔子收集夏商周的礼仪规范，“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既记录 “冠婚丧祭” 的具体仪节，又阐释 “礼者，天地之序也” 的深层意义。他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强调礼的本质是 “敬” 与 “和”，这种阐释使礼仪从外在形式升华为内在德性。

《春秋》的修撰，是 “述而有作” 的最高体现。孔子 “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史记?孔子世家》），看似只是记录历史，实则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通过 “微言大义” 褒贬善恶，如 “郑伯克段于鄢” 责其失教，“天王狩于河阳” 讥其失礼。这种 “述史见义” 的方式，使《春秋》成为 “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实现了 “述” 与 “作” 的完美统一。

五、述作之辩：历史上的传承与创新

战国时期的墨子，以 “述作并重” 挑战儒家的 “述而不作”。他在《墨子?耕柱》中明确主张 “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认为传承与创新同样重要。墨子本人既 “述” 夏禹之道，“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赞扬大禹 “沐甚雨，栉疾风” 的治水精神；又 “作” 新说，发明 “兼爱”“非攻”“尚贤” 等理论，甚至亲自 “作木鸢”（飞行器）、“作连弩车”（守城器械）。这种 “述作并举” 的态度，使墨家在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 “显学”，也推动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

汉代的董仲舒，通过 “述经作注” 实现传统的创新。他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表面上是对孔子学说的 “述”，实则融合阴阳五行学说，对儒家经典进行创造性诠释。在《春秋繁露》中，他以《春秋》“春王正月” 阐发 “大一统” 思想，从 “天人感应” 解读灾异现象，提出 “三纲五常” 的伦理规范。董仲舒的 “作” 不是凭空创造，而是 “以经解经”—— 用儒家经典解释现实问题，正如他在 “天人三策” 中所言 “《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使儒家思想适应了汉代中央集权的需要，成为官方哲学。

宋代的朱熹，以 “四书” 体系重构儒家传统，展现 “述中求作” 的智慧。他认为 “《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朱子语类》），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 “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在注释中，朱熹既忠实于原文（述），如释《论语》“学而时习之” 为 “学之为言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