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0章 博文约礼：不畔之道（2 / 6）

”，又以训诂学阐明 “理者，情之不爽失也”，将哲学思辨与文献考据完美结合，展现了 “博学” 的深度。

近代的梁启超，堪称 “百科全书式” 的学者，其 “博学于文” 横跨政治、历史、哲学、文学、地理等领域。他既着《清代学术概论》梳理学术史，又写《新史学》倡导史学革命；既翻译《十五小豪杰》介绍西方文学，又撰写《中国地理大势论》分析地理与文化的关系。梁启超的博学不是简单的知识叠加，而是 “善变” 中的整合 ——“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在不断吸收新知识中完善认知体系。他在清华讲学期间，告诫学生 “非博不治”，同时强调 “博而不杂，约而不陋”，为 “博学于文” 注入现代内涵。

当代的钱锺书，其《管锥编》展现了 “博学于文” 的跨文化视野。该书以《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十部典籍为纲，旁征博引英、法、德、拉丁等多种语言的文献，从 “食色性也” 谈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从 “言意之辨” 论及西方诠释学，证明人类文明存在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的共通性。钱锺书的博学，在于他能 “横扫清华图书馆” 的积累，更在于 “打通中西，融会古今” 的洞察力，他说 “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强调博学需沉潜，而非炫耀。

这些跨越千年的案例证明：“博学于文” 是君子认知世界的基础 —— 没有广博的知识，便如盲人摸象，难以把握事物全貌；没有持续的求索，便如井底之蛙，容易固步自封。正如荀子所言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博学的目的，是为了 “知明”，为 “约之以礼” 提供认知前提。

二、约之以礼：行为边界上的守正之道

“约之以礼” 的 “礼”，绝非刻板的繁文缛节，而是 “天地之序”“人伦之则”—— 是社会运行的规则，是道德自律的底线，是待人接物的分寸。周公制礼作乐，将 “礼” 从原始祭祀升华为 “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 的制度体系；孔子则进一步将 “礼” 内化为 “克己复礼为仁” 的道德自觉，使 “约之以礼” 成为君子修身的关键。

西周的周公旦，是 “约之以礼” 的开创者。他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制礼作乐”，规定 “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 的饮食之礼；“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 的车乘之礼；“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的丧礼之礼。这些礼仪并非束缚，而是 “别贵贱，序尊卑” 的社会秩序 —— 正如《礼记?曲礼》所言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周公本人 “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以身作则践行礼道，使 “郁郁乎文哉” 的周文化成为后世典范。

汉代的叔孙通，在战乱后重建 “礼” 的秩序，展现 “约之以礼” 的现实意义。秦末天下大乱，刘邦称帝后，群臣 “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毫无礼仪。叔孙通自荐 “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他结合秦仪与古礼，制定新朝仪：“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 汉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按新礼朝贺，“莫不振恐肃敬”，刘邦感叹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种 “约之以礼”，不是恢复旧制，而是 “与时变化，因时制宜”，为新生政权奠定秩序基础。

唐代的魏徵，以 “约之以礼” 约束帝王行为，展现礼的监督作用。唐太宗曾欲封禅泰山，魏徵谏曰 “陛下功虽高而德未厚，业虽大而民未安”，以 “礼” 的本质是 “为民” 劝阻；太宗曾怒杀苑西监穆裕，魏徵以 “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 的古礼劝谏，使其收回成命。魏徵的 “约礼”，不是固守形式，而是把握 “礼者，理也” 的核心 —— 他主编的《贞观礼》，删减旧礼繁琐之处，强调 “礼从宜，事从俗”，使 “约之以礼” 与治国理政紧密结合。

宋代的司马光，以《家范》将 “约之以礼” 引入家庭伦理。他认为 “治家者，治天下之始也”，在书中详细规定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 的家庭礼仪：“凡为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