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君子不陷：仁与智的辩证（4 / 6）

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可见 “可欺” 的前提，是双方都有 “仁” 的根基，暂时的误解终将被真诚化解。

汉代的韩信，早年曾受 “胯下之辱”，这何尝不是一种 “欺”？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 “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逼他从胯下钻过。韩信 “孰视之，俯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后来他成为楚王，召见当年的无赖，不仅未报复，反而任其为中尉，说 “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这种 “可欺” 的宽容，不是懦弱，而是深知 “小不忍则乱大谋”—— 若逞一时之快杀人，便无法成就后来的功业，这种对长远目标的坚守，正是仁者的智慧。

清代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被诬 “挑起边衅”，遭革职流放伊犁。1840 年，英军攻陷定海，道光帝归咎于林则徐，将其 “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途中，林则徐仍忧国忧民，写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的诗句明志。在伊犁，他未因被欺而消沉，而是 “浚水源，辟屯田”，推广坎儿井（后称 “林公井”），教民耕作，“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的绝境中，他仍践行 “仁” 的担当。后来真相大白，林则徐被重新起用，这种 “可欺而不怨” 的境界，正是仁者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的深刻理解。

这些事例表明，“可欺也” 的 “欺”，是基于善意的误解或暂时的蒙蔽，仁者之所以 “可欺”，是因为他们相信时间能证明一切。这种宽容不是纵容，而是对人性的信心，正如孔子所言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真正的欺骗无法长久，而暂时的误解恰是对仁的考验。

五、不可罔也：智者的坚守之节

“不可罔也”，是对 “可欺也” 的补充，强调仁者虽宽容，却绝不容忍被愚弄。“罔” 字本义为 “罗网”（《说文解字》“罔，网也”），引申为 “恶意的欺骗”，孔子认为君子可以承受误解，却不能被人当作愚笨的工具。春秋时期的阳货，曾以 “馈孔子豚” 的方式欺骗孔子赴约（“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孔子识破后 “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既不失礼，又避免被利用，正是 “不可罔也” 的实践。

战国时期的屈原，面对楚怀王的 “罔”，始终坚守高洁。上官大夫靳尚嫉妒屈原的才华，在楚怀王面前诋毁 “每出号令，屈原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楚怀王因此疏远屈原，“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虽被流放，却写下《离骚》明志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他可以接受君主的误解（欺），却无法容忍被奸佞操纵（罔）—— 这种 “罔” 是对国家利益的背叛，对民生疾苦的漠视。当楚怀王被秦昭王欺骗入秦扣留，屈原 “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最终因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以死抗争这种 “罔”。

近代的朱自清，在贫病交加中拒绝领取美国救济粮，展现 “不可罔” 的气节。1948 年，美国为缓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反美情绪，发放救济面粉，朱自清当时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体重仅 38.5 公斤，却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字，说 “宁可贫病而死，也不接受这种侮辱性的施舍”。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事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这种不被名利所罔的坚守，正是 “不可罔也” 的当代诠释。

这些案例揭示：“可欺” 与 “不可罔” 的区别，在于是否触及仁的底线。善意的误解可以宽容，恶意的操纵必须抗争；暂时的蒙蔽可以忍受，长久的愚弄必须反击。正如孔子所言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真正的仁者，既能与不同意见和解，又能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

六、仁智双彰：儒家伦理的平衡之道

孔子对宰我的回答，本质上是在阐述仁与智的辩证关系：仁是内核，智是边界；仁是动力，智是方向。这种平衡之道，贯穿儒家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