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君子不陷：仁与智的辩证（2 / 6）

字》中为 “往也”，并非赴死，而是 “前往察看” 的行动，体现仁者 “见危授命” 的勇气。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匡地被误认为阳虎而遭围困，弟子们皆惧，孔子却说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种临危不乱的担当，正是 “可逝也” 的生动诠释 —— 明知有险，仍前往践行道义。《孔子家语》记载，当时子路操戈欲战，孔子止之曰 “吾与汝俱歌”，弦歌不辍，匡人感其德而解围，可见 “逝” 的勇气需配以从容的智慧。

春秋时期的郑国大夫子产，堪称 “可逝也” 的典范。郑简公时，公子嘉（子孔）专权，“作盟书，约卿大夫毋得相违”，子产虽为大夫，却不惧权贵，前往宫中当面斥责其 “作封洫，立谤政，将以靖国，而不免于难，不亦惑乎”，最终迫使公子嘉焚毁盟书。后来子产推行 “丘赋” 改革（按田亩征税），遭到国人辱骂 “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毒蝎尾巴），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他仍坚持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亲自巡查各地，“伍田畴，量入修赋”，确保改革公平。子产的 “逝”，不是鲁莽的冲撞，而是基于对郑国国情的深刻洞察 —— 他深知 “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通过渐进改革化解矛盾，正如孔子评价 “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西汉的苏武，在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展现了 “可逝也” 的极致。汉武帝天汉元年，苏武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因副使张胜参与虞常谋反，苏武被扣留。匈奴单于派卫律劝降，卫律举剑拟杀苏武，苏武 “引颈受剑”，卫律惊而止之；单于又将其幽禁大窖，“绝不饮食”，苏武 “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后徙北海（贝加尔湖）牧羊，“羝乳乃得归”（公羊产乳才放归），他仍 “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这种 “逝” 于绝境的坚守，不是愚忠，而是对 “汉使” 身份的清醒认知 —— 他知道自己的使命是维护汉匈和平，而非无谓牺牲。苏武最终在始元六年归汉，须发尽白却初心不改，昭帝命其 “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这种 “逝” 的担当，换来了民族尊严的维护。

唐代的狄仁杰，在来俊臣诬陷下入狱，面对 “认罪可免死” 的诱惑，他假意认罪却暗中写下冤状，藏于绵衣中，让儿子狄光远呈给武则天，“则天览之恻然，乃召见仁杰，谓曰‘卿承反何也？’对曰‘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矣’”，最终平反昭雪。这种 “逝” 入险境却留有后手的智慧，打破了 “要么赴死要么屈节” 的二元对立，展现了儒家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的灵活性。狄仁杰后来复任宰相，推动武则天还政李唐，他对武则天说 “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可见 “可逝也”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大的仁道。

宋代的包拯，在弹劾权贵时展现 “可逝” 的勇气。他弹劾张尧佐（宋仁宗宠妃张氏之叔）任三司使，认为其 “凡庸之人，只因宠私，骤居要职”，连续三次上书，甚至在朝堂上与仁宗争执，“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终迫使张尧佐辞职。包拯的 “逝”，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基于对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的坚守，他知开封府时 “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却也制定 “包待制知开封府，人莫敢犯，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的制度，以智慧保障担当的成效。

这些历史案例表明，“可逝也” 的 “逝”，是基于道义的主动选择：它不是盲目的冒险，而是对 “仁” 的践行；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对责任的担当。正如孔子所言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里的 “杀身成仁”，是在绝境中对仁的坚守，而非主动跳入 “井中” 的愚行。

三、不可陷也：智者的明辨之慧

“不可陷也”，是孔子对仁的重要限定 —— 真正的仁者，懂得保护自己以持续践行仁道，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