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3章 处下居上:孔子言行里的处世智慧(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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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自己的言说方式与内容,以确保对方能够理解并接受自己的观点。

面对君主时,孔子的言说会更加委婉、恭敬,既清晰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又不冒犯君主的权威。比如,鲁哀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回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他没有直接指责当时的政治弊端,而是通过引用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经验,委婉地向鲁哀公提出 “为政在人” 的观点,让鲁哀公能够虚心接受。

面对诸侯或大夫时,孔子的言说会更加直接、具体,结合实际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比如,卫国大夫孔圉问孔子如何处理政事,孔子回答:“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他直接指出了处理政事的三个关键:明确官员的职责、赦免小的过错、选拔贤能的人才,让孔圉能够直接应用到实际政事中。

面对不同性质的事情时,孔子的言说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在讨论祭祀礼仪时,他会重点强调礼仪的规范与象征意义;在讨论军事决策时,他会重点强调 “仁政” 的重要性,反对穷兵黩武;在讨论民生问题时,他会重点强调 “富民”“教民”,提出具体的赋税、教育政策。

这种 “因人而异,因事而变” 的言说智慧,让孔子的朝堂之 “辩” 既清晰有力,又富有弹性,能够适应不同的场合需求,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在现代社会,这种智慧依然具有重要价值。比如,在工作中,面对不同的沟通对象(如领导、同事、客户)、不同的工作任务(如汇报工作、讨论方案、解决问题),我们也需要调整自己的言说方式与内容,才能更好地达成沟通目标,完成工作任务。

三、内外之衡:孔子言行背后的处世哲学

孔子在乡党间的 “讷” 与在朝堂上的 “辩”,看似矛盾,实则是他 “内外之衡” 处世哲学的一体两面。“内” 是私人化的社群生活,核心是 “和”,需要以谦逊恭顺的 “讷” 维护和谐;“外” 是公共性的政治场合,核心是 “责”,需要以清晰严谨的 “辩” 履行责任。这种 “因场合而异” 的言行选择,不是对自我的割裂,而是对 “礼” 的深刻理解与对 “道” 的坚定践行 —— 在不同场合选择合适的言行,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责任的担当。

(一)“礼” 为准则:言行随场合而变的根基

孔子言行随场合而变的根基,是对 “礼” 的深刻理解与严格遵守。“礼” 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指的是社会的礼仪规范与行为准则,它规定了人们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时应该采取的言行姿态。在孔子看来,“礼” 是维护社会秩序、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须严格遵守。在乡党这样的私人社群场合,“礼” 要求人们谦逊恭顺、温和待人,以维护宗族伦理与邻里和谐,因此孔子选择 “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的 “讷”;在宗庙朝廷这样的公共政治场合,“礼” 要求人们明晰表达、严谨履职,以维护国家礼制与决策正确,因此孔子选择 “便便言,唯谨尔” 的 “辩”。

《论语?颜渊》中,颜渊问孔子什么是 “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里的 “复礼”,便是要求人们的言行符合礼仪规范,而 “克己” 则是克制自己的私欲与个性,主动去遵守 “礼”。孔子的言行选择,正是 “克己复礼” 的生动实践 —— 在乡党间,他克制自己的学识优势与表达欲望,以 “讷” 符合社群之 “礼”;在朝堂上,他克制自己的温和姿态,以 “辩” 符合政治之 “礼”。

这种以 “礼” 为准则的言行选择,在春秋时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当时礼崩乐坏,许多人不再遵守礼仪规范,在私人场合张扬跋扈,破坏社群和谐;在公共场合沉默寡言,逃避责任,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孔子以自己的言行践行 “礼”,不仅为弟子们树立了榜样,也为当时的社会注入了秩序的力量。他用 “讷” 与 “辩” 的差异,向人们展示了 “礼” 在不同场合的具体体现,让人们明白如何在不同场景中遵守 “礼”,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现代社会,“礼” 虽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族礼仪与政治礼制,但依然是社会秩序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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