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5章 《文明之熵与方言抵抗》（1 / 3）

《文明之熵与方言抵抗》

——论树科粤语诗中的后人类困境与语言诗学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星丛中，树科的《文明唔系双刃剑》以其独特的粤语表达和尖锐的文明批判，构成了一道刺目的闪电。这首短诗以不足四十字的体量，却承载着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深刻质询。当我们以"火，炸药，核武"与"贪，输赢，AI"这两组意象并置时，文明演进的线性叙事轰然崩塌，暴露出其内在的暴力逻辑与自我毁灭倾向。诗歌开篇"仲估行出咗森林/仲想行出哩宇宙……"中的两个"仲"字，在粤语中既是时间副词("还在")又是语气助词，这种语言的多义性巧妙地暗示了人类始终未能真正脱离原始暴力，却狂妄地企图征服宇宙的荒谬处境。

从文学人类学的视角审视，火的意象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原型意义。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将使用火视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标志，而法国古生物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汉则把火视为人类"外在化的器官"。然而树科的诗句却颠覆了这一进化论叙事——"火，炸药，核武"构成的技术链条，恰如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所言的"药理逻辑"(pharakon)，既是解药也是毒药。诗中粤语特有的否定判断"唔系"(不是)与"系唔喺"(是不是)形成语义漩涡，解构了"文明双刃剑"这一陈词滥调背后的辩证幻觉。当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宣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树科则以更极端的修辞提问："后人类时代系唔喺自杀？"这种发问方式继承了鲁迅"吃人"叙事的批判锋芒，又融入了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对方言思维的本体论探索。

诗歌的深刻性在于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悖论：文明的高级形态恰恰成为自我毁灭的加速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在《拇指姑娘》中描述的数字革命，在诗中凝练为"AI"这一符号，它与"贪"、"输赢"并置，暗示算法社会不过是原始欲望的技术性外化。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机器的神话》中警告的技术垄断，在此获得了诗性印证。粤语特有的"嘟可以"(都可以)以反讽语气揭示文明与侵略的共谋关系，恰如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揭示的"启蒙倒退为神话"的悖论。诗人通过方言的"嘟"字(本义为"都"，但粤语中带有无奈认可的语义色彩)，实现了对主流话语的"陌生化"效果，这种语言策略令人想起巴赫金对民间笑谑文化的分析——边缘语言往往能更彻底地解构中心话语的权威。

从语言诗学角度考察，树科的选择具有深刻的符号抵抗意义。粤语作为汉语族中保留古汉语元素最多的方言之一，其语音系统(如入声字)、词汇(如"仲"、"哩")和语法结构(如"系唔喺"的正反问形式)都承载着不同于普通话的认知方式。法国语言学家海然热在《语言人》中指出，每种语言都是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当诗人用"行出咗森林"而非"走出了森林"时，"出咗"这一完成体助词在粤语中暗示的动作彻底性，强化了人类自以为已摆脱野蛮状态的幻觉。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关于能指与所指任意性的理论在此获得新解：方言词汇的能指链条往往能撕裂标准语的所指固化，释放被压抑的批判能量。这让人想起诗人黄礼孩对粤语诗"音义共生体"的论述——当"核武"在粤语中读作"hat6ou5"时，爆破音声母形成的语音质感，本身就构成对暴力技术的拟声式控诉。

诗歌的时空结构同样值得关注。"森林—宇宙"的跳跃形成微观与宏观的张力，而"后人类时代"的提法又将线性时间转化为共时性的存在困境。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强调的"此在"的时间性，在此被粤语特有的时态表达所具象化。诗句中"侵略者嘟可以系文明"的现在时表述，将历史暴力(殖民主义、世界大战)与当代危机(算法霸权、生态灾难)并置，形成本雅明所说的"当下时间的星座化"。这种时间意识与诗人选用的粤语媒介形成互文——作为历经南越国、海上丝绸之路到当代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活化石，粤语本身就是多重时间层的沉积岩。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强调的叙事身份建构，在此获得语言学的印证：诗人通过方言的时间副词"仲"(仍在)与完成态"咗"(了)的交错使用，建构出文明批判的多声部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