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2章 《沉默的螺丝批》（2 / 2）

诗人通过极简的意象群，完成了对技术文明的全方位诊断：它既改变了人类的物质存在（从猿到硅），也重塑了社会组织形式（从家到族群），更威胁着个体的存在本质（杀得死我？）。

从文学传统看，这首诗延续了鲁迅\"狂人日记\"式的文化批判精神，只是将\"吃人\"的历史批判转向了\"杀得死我\"的技术批判。在语言实验方面，则与北岛早期诗歌中的意象并置和语义碰撞一脉相承，只是树科更强调方言在语言抵抗中的独特价值。与当代其他粤语诗歌相比，这首诗的特别之处在于将地域语言与全球性技术议题相结合，证明方言不仅能够表达地方经验，也能参与普世性哲学讨论。

诗歌结尾的自我诘问\"杀得死我？\"构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存在谜题。这个问题既可以被解读为技术暴力下的无力呻吟，也可以被理解为抵抗开始的宣言——当一个人还能用方言质问自己的死亡时，某种主体性或许正在苏醒。那把被握住的\"螺丝批\"，既是技术暴力的工具，也可能转变成德勒兹所说的\"逃逸线\"——通过拆卸技术理性的固定结构，或许能找到重建人性的可能。

《类人讲嘅你嘟信》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微型反讽。\"类人\"讲的话\"你嘟信\"（你都信），暗示着在技术充斥的当代社会，人们已经丧失了对话语真伪的辨别力，盲目相信各种\"类人\"实体（从AI到权威）的言说。而诗歌本身，则试图通过粤语的诗性力量，恢复人们对世界的真实感知和批判思考。

在技术全面渗透生活的时代，树科的这首诗犹如一声用方言发出的存在主义警报。它提醒我们：在从\"猿\"到\"人\"再到\"类人\"的进化链条上，真正的危机或许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我们丧失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质疑技术的能力。当诗人用粤语质问\"杀得死我\"时，他不仅是在询问技术的毁灭力量，更是在测试方言作为一种抵抗语言的生命力——只要还能用自己的母语言说痛苦和质疑，人性的火种就尚未熄灭。在这个意义上，《类人讲嘅你嘟信》不仅是一首关于技术异化的诗，更是一首关于语言救赎的诗。